我生在中國，10歲才搬到印尼，所以我進印尼學校讀書，第一個學期我就留級，因為我的印尼文零分，一個字都不懂，別的功課多好，也一定要再留級；到了高中，我的印尼文還是不大好。到進了神學院，是中文神學院，那時還有中文學校，而我的印尼文還是不好；在神學院要用印尼文試講，有時候我一講大家就笑起來，他們說，「這個中國來的，到現在印尼文還這麼差。」那些笑我的人，到現在還不大會用印尼文講道，但我被笑了，我就更加謹慎、好好學習；結果我在印度尼西亞大學用印尼文講道，大學教授都在聽，而那些笑我的人還不會講，還沒有辦法用這種語言對那些高級知識分子講道。剛剛到印尼不會講印尼文而留級的時候，我心裡非常難過，但我就開始對自己的舌頭有一個自我的約，自己對自己立約，「我要好好使用我的舌頭，講出應該講出的話語！」對自己舌頭立約，要講什麼話，要講得準，講得不準要好好學習。

1965年，41年前，我第一次在可坐成千人的禮拜堂用印尼文開佈道會，那次真是膽子大得不得了！我這一生有好幾次不是用自己的語言講道，都心慌意亂、非常緊張。我老實告訴你，第一次用印尼文開佈道會，我緊張得不得了；第一次用英文講道，我也緊張得不得了，特別是幾次在外國人的神學院用英文講道，我早上四點就起來，因為這不是我語言，要怎樣把文法搞清楚，不要給人家輕看，不要講到一半講不出來而停下來，人家就請我謙卑下台，我就很麻煩了！所以那時我很緊張。如果今天我忽然請你到法國用法語講道，那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。我全部的講章都是用中文寫的，上台用印尼文講出來，到現在我的習慣還是如此；用英文講道，我的稿子是中文；用印尼文講道，我的稿子是中文，我自己看稿子是用福建話唸，這是我的習慣，因為那是我的母語；我從小生長在廈門，講廈門話，寫成稿子用廈門話來讀，講的時候用國語來講；講的時候看中文稿，講出來變成英文，這個叫作講方言。

那次用印尼文講道，十天佈道會，每天我講道一個多鐘頭；有些詞句來不及找字典，要上台了，發現「聖殿」這個字我知道怎麼講；聖殿不是禮拜堂，禮拜堂不是聖殿，禮拜堂印尼文叫作 Gereja，拉丁文叫作Ecclesia，希臘文叫作 Εκκλησία，荷蘭文叫作 Kerk，所以 Εκκλησία, Ecclesia Gereja, Kerk……每種語言都有走音變調，才有這種不同的文字產生出來，這是巴別塔以後所產生的人類文化。我就問說，「聖殿是什麼？聖殿這字怎麼講？」我就要上台了……「佈道會要開始了，請唐牧師講道。」我還問那個傳道人，「聖殿是什麼？」他說，「bait Allah、bait Allah」我就快快寫了，但我寫錯了，他講 bait，我寫成biat，我就上台了，以為沒有錯，我就再看幾次，「就是這個字biat，biat Allah、biat Allah、biat……」那堂我講上帝的殿、上帝的殿，至少有26次，那麼，也就是是說我講錯26次，就應驗「孰能無過？」〈雅3:2〉「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；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」那糟糕了！我就講「biat Allah、biat……」好在印尼語沒有「biat」這字，不然更糟糕了；有時候一句話轉個音就變成很壞、很粗、罵人的話！感謝上帝！我把字調轉、寫錯了，還好沒有寫成不好的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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